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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云飞/文
 魏碑作为唐楷之外的另一楷书体系，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致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石刻四种,其中尤以北魏最多、最精。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书法体系，上承秦汉篆隶,下启隋唐楷法，兼二者之神韵，具独特之魅力。因为魏碑是由隶书向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型书体，受到的约束较少，用笔较为随意挥洒，结体因字赋形，所以它风格丰富多彩。故,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碑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也正是魏碑的这些特点，自清季以来，研习魏碑者日益增多，至当代为最，但卓有成就者鲜，而张铜彦先生则可以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   张铜彦先生曾对风格多样的魏碑名作进行梳理，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精彩者作为学习对象。他朝摹《张猛龙》与《始平公》，暮习《刁遵墓志》和《崔敬邕》，行走在《泰山经石峪》上，口诵着《论经书诗》，如痴如醉。观千剑而后识器，而当他邂逅了《郑文公》，瞬间有“未曾相逢先一笑，初会便已许平生”之感，从此便矢志不移。《郑文公碑》到底魅力何在？《郑文公碑》又名《郑羲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剌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1年)，共有内容大致相同的上、下两碑，用以记述郑道昭父亲郑羲生平事迹，因郑羲的谥号为郑文公，故简称《郑文公碑》。为区别二碑，称山东平度市天柱山之碑为“上碑”，莱州市云峰山之碑为“下碑”。两碑书风相似，内容基本相同，唯上碑字数较少且字体略小于下碑，文字磨灭较甚，因而下碑比上碑更为著名。总体而言此碑融篆、隶、草于一炉，用笔雄浑圆劲，结体宽博宕逸、蕴藉风雅，气势雄浑开张，章法气魄宏大。极具庙堂之气，有魏碑之冠的美誉。包世臣、叶昌炽、龚自珍等人都将它同南碑之冠的《瘗鹤铭》相提并论，对它大加赞赏之后名气骤增，康有为称其为北魏“圆笔之极轨……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仰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不尽”近代书家沈尹默云：“通观全碑，但觉气象渊穆雍容，骨势开张洞达，若逐字察之，则宽和而谨束，平实而峻肆，朴茂而疏宕，沉雄而清丽，极正书之能事。” 张铜彦喜欢《郑文公碑》的端庄、厚重、大气和古拙,于是便选择此碑作为自己学习魏碑的主攻对象。这首先源于《郑文公碑》本身的艺术魅力，其次这种书风也与他的性格相契合。另外，《郑文公碑》的这种书法风格与他主攻的伊秉绶隶书和颜体行楷书比较一致， 而且彼此能互相融合、互相促进。 在当今书坛，大家大都知道张铜彦以伊体隶书和颜体行楷出名，他为了集中精力使自己的这两种主打书体更上一层楼，也曾想放弃对《郑文公碑》的学习，但由于他对《郑文公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甚至“一日不见兮，思之若狂。”而且他对该碑已得心应手了，所以终究还是割舍不下。“情之所钟，正如我辈”，在对书法艺术的追求上，张铜彦太痴情了，由于对此碑的感情太深,所以他发誓这辈子仍将它作为自己的主攻书体之一，“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于是，他不断地深入和完善，朝乾夕惕、临池不辍，为此一学就是4O余年。这几十年并不是弹指一挥，个中滋味，唯有自知！为此他还写下一首打油诗：历代书家五体通，流芳百世一两种，我攻隶书和行楷，保留魏碑《郑文公》。这便是他对《郑文公碑》痴情的明证！   当代书坛，浮躁之风时常甚嚣，不少人喜欢随波，企图寻找所谓的终南捷径，于是便从那些非经典的碑刻入手，个性有时固然鲜明，但往往易入左道。窃以为特点并不一定是优点，只有把特点变成优点才能算是成功。张铜彦坚定自信、迎难而上，不轻言放弃，不盲目跟风，追求正大气象的魏碑书风，矢志把传统经典的好东西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郑文公碑》是比较工稳一路的魏碑书风的代表，是魏碑中的经典，易学而难工。如果学习不得要领，把握不住精髓，很容易把字写得很匠气，甚至很僵硬。当今潜心学习《郑文公碑》的人并不多，而能写好的则更少，大都知其难度大，往往费力而不讨好。 张铜彦的魏碑始终坚持以《郑文公碑》为主线，在此基础上揉进了不少《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的东西。“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张铜彦专门到山东莱州云峰山观摩此碑。《郑文公碑》气势豪迈磅礴，历来被认为是圆笔的典型，北派书法家大多从此碑出。临写时应多注意转折和撇捺交接处的用笔方法，谨防流于“新魏体”一路的僵板呆木的外形。他取其篆书中锋用笔，起笔藏露结合，以藏为主。行笔中锋为主，注意提按抖动，追求屋漏痕，锥画沙的效果。收笔方圆结合，以圆为主。关注其部分笔画和结字的厚重与开张，对取其笔画间的焊接效果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另外，他还从《论经书诗》、《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等汲取营养。为了使自己的魏碑写得更加灵动，他近年来还集中临摹了《灵飞经》以及赵孟頫的行楷《三门记》、《胆巴碑》、《妙严寺》和行书《千字文》等。 清人李瑞清以篆隶笔法入北碑，字写得遒劲、生涩、疏朗、有金石味，笔道老辣而富有古意。其魏碑“秀者如妖娆美女，刚者如勇士挥槊”，潇洒俊逸，各具神态。张铜彦先生比较推崇清道人，所以对此也下过相当的功夫。甚至他对近代大家王遽常先生“如龙蟠曲，老树枯藤”的章草亦有所借鉴！这些不但有力地促进了其魏碑的自然和灵动，而且也增加了其魏碑的虚实变化！当代名家大康先生的书法，以厚重著称于世，对他的作品，张铜彦也比较关注。 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天分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对技法的刻苦训练，终究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在成为艺术家之前，按照匠人的要求训练技法是非常必要的。大文学家蒲松龄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张铜彦深知技法锤炼的重要性，其魏碑用笔，既有篆书的圆劲，又兼具隶书的果断。中侧并用，方圆兼备，变化无穷。但沉稳扎实是他书法用笔的一大特征，无论在其隶书，魏碑乃至行书作品中，其书法线条始终以稳重为首要标准，不敢有丝毫懈怠，行笔力至笔端，追求力透纸背。正如《笔阵图》所言：“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用笔的内擫与结字的外拓相辅相成，奠定了他端庄平稳的书风基调。 张铜彦的魏碑从结构上来看，单字或正或欹、或方或圆，融篆势、分韵、草情于一体，集苍劲、工稳、姿媚于一身，在端庄雄强中复含秀丽疏朗，稳健浑厚中蕴蓄奇肆飞扬。而整体上宽博端庄、骨肉匀称，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正大的气象。   “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西周末年的史伯就已经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及其根本法则就是“和”，他的这个“和”就如同当今所说的二元乃至多元的对立统一。其后，孔子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说，子思亦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类似有关“和”的论述不胜枚举。事物的萌生、发展，乃至致衰亡，也是“和”的展现形式。从人的认识和实践来说，不但要尊重客观世界自然的“和”，还要创造主观世界人为的“和”。人对“和”本质与法则的认识，不但是客观世界的自在过程，也是人的主观世界的能动过程。“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是不同事物的承继，是多样性的统一，是矛盾发展统一；“同”，只是相同事物的简单叠加，只有量的增加，没有质的变化。“和”确能生成万物。 在魏碑的取法上，张铜彦深刻领悟了“和”的个中三昧，他所学虽然纷繁丰富，但杂而不乱，自始至终都有个主旋律，其他的都为主基调服务的，主次分明。“宝剑锋从磨砺出，梅寒香自苦寒来”而其魏碑能集众体之长：既有篆书的笔法，隶书的体势，行书的纵逸风姿，又有楷书的端庄。他汲取多种碑帖的有益成分，将它们匀适地融入《郑文公》，因而能丰富、发展，并使其书风不脱离“和”的统一。 布丰说“风格即人”。书法艺术的至高境界是抒情写意，书法是书家精神生命的物化形式。透过书法作品可以窥探到书家的涵养、人格和思想等。朱和羹《临池心解》曰：“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柳公权云：“心正则笔正。”数十年来，张铜彦始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诠释着“学书先做人”这一名言。张銅彦性情温和、踏实沉稳、淡泊名利、与人为善，为人处事执两用中、谦和低调，从不以名家自居，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其人正，取法正，故而其书风自然也正。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因为对书法的钟情，张铜彦放弃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他潜心书法艺术，孜孜以求，守望经典、临池不辍，还时刻不忘加强书外之功，读书作文、修养身心，以助书艺。“苦心人、天不负，有志者，事竟成。”他的执着与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回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书法不但受到了大众的喜欢，在业界也是好评如潮，卓然自成一家。然而谦逊的张铜彦先生却说，学无止境、艺海无涯，长路慢慢，我须永远上下求索！ 
孟云飞：博士后、教授，书画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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